随着航道持续延伸，东藩府的财政收入也是持续增长，现在国内的两税收入已经很少，农村土地收入总计只有两百万贯，这跟宋朝祖制里的上供是一个级别，已经不算轻了。
主要还得靠商税、地税，商税主要指的是盐税、港税这样的收入，地税指的主要是城市地产税收，地税是大头，各大城市、集镇，总计能收到五千万贯收入，地税是极高的，但其他杂税都不会出台，在东藩府经营，该交多少税是明明白白的，不会多也不能少。
由于地税太高，被认为是城市百姓穷困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地税太高，租金就多。哪怕非商业区的地产税是十分低廉的，相差可达上百倍。体现在房租上，就是繁华的地段，一间同样大小的地块，一天租金可能高达一贯钱，同一座城市，后街尾巷的地块，每天可能只需要几文钱。
目的是通过税收，将有价值的地皮，交给最能使用他的人手中。不能利用地皮的人，可以居住在偏僻的地方，甚至可以搬到乡下或其他城市，这是商业原则，以效率为先。
地税已经很高，齐州如今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五十万，每年征收的地税高达五百万贯，是东藩第一纳税城市。而扬州人口增长更快，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万人，地税也不过如此，相差比以前更悬殊。
所以在地税上挖潜力，已经不行了。只能想其他办法，盐税也不能增加，征收的盐税这几年实际上都在下降，已经降到了八百万贯，因为每个吃盐的百姓得分摊盐税，每个人都要吃盐，因此每个人承担的盐税差别不大，税收更多是压在了穷人身上，富人不在乎一贯钱，可穷人却承担不起，增加盐税不合理。
但是港税还有很大潜力可挖，一亿贯税收中，地税占了一半，其次是矿税，燕云、山东都是多矿地带，矿税有两千万贯。还有一千万贯金融收入，通行全国，甚至沿着商道贯通中西、大洋的纸币、汇兑业务，每年能有一千万贯的铸币税。最后一个大项，就是进出港税，只有一千万贯。
如今海贸已经极为红火，出海发财的商人家资巨万，以前为了鼓励出海，税率很低，如今该到了收割的时候。
进出港都要交税，税额是每艘船一百贯，内贸小船是免税的。每年收一千万贯，意味着有五万艘海船出入。这个数量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发达的贸易频率了，李慢侯记得，大航海时代的荷兰被称作海商马车夫，垄断了大多数海外贸易，所拥有的商船数量也不过一万五千艘。宋商如今垄断全世界最大的农耕帝国中国和印度的贸易，比以欧洲为中心的海商马车夫商船数量多几倍很正常，但也意味着此时的海贸水平，很可能已经跟16世纪的荷兰相当。
有一万五千艘海船的荷兰人，在只有两百万人口的基数上，就可以创新出现代金融业，诞生了股票、债券和股份公司，现在有五万艘海船的大宋，以一亿人口基数，同样也诞生出了很大规模的金融产业，其中就包括债券发行和保险业，但股份公司还没出现，宋商出海的风险，更多是实力雄厚的海商分担，不需要像荷兰人那样，集全民之力开设东印度公司才能闯进大海，因为宋商势力更雄厚。
金融水平越高，财政收入理应相应提升才是。英国人在工业革命之初，就拥有年收入三百万英镑的水平，相当于一千多万两银子，一亿贯铜钱。不过由于美洲白银涌入欧洲的关系，一千多万两银子，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亿贯铜钱的购买力，但几千万还是有的。
商业社会的财政能力惊人，从任何一个环节征税理论上都一样，但会有一个传导时间，所以李慢侯希望先让富人分担，等几年后传导到穷人身上的时候，也许发展的经济已经稀释掉了这些增加的税收。
李慢侯不想打击内贸，这是推动国内协作分工的好事，大宋每年制造的海船超过万艘。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内贸海船，宋国本来就是船舶制造大国，靖康之变以前，每年就能生产漕船三千多艘，如今扩大了十倍都不止。这种沿海内贸海船，载重量三千石以下，跑远洋很危险，做内贸很合适。在沿海地区每年活动的内贸海船超过十万，让海运粮食、布匹这样的大宗商品运费压低到了货价的十分之一左右。
这样的低廉物流成本，已经可以引导出很复杂的分工体系了。辽东的黄牛角、苏湖的生丝，海州的鱼鳔，温州的竹子，通过水路运输到扬州、齐州这样的工商业城市，加工成弓箭又出口到辽东、草原，如果不是有低廉的运费，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分工协作，跨州府的物资周转，必须借助行政力量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完全靠着商业渠道，制造出来的弓箭就能比官办作坊还便宜，便宜到草原人自己都不制作弓矢了，造不如买。
海贸成本也在下降，明州一带的佛寺用日本桧木建造庙堂已经十分寻常，这在宋朝以前是无法想象的。
一提到中日古代沟通，普通人往往想到唐朝，想到遣唐使和大化改新。事实上宋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更大，因为宋朝跟日本的沟通，虽然没有那么张扬，很少有官方活动，但是民间却非常活跃，任何交流，一旦进入民间，就意味着规模成几何倍增长。广度和深度，是官方无法匹敌的。
所以李慢侯决定将新增税收加在这些外贸船上，出港税不能增加，但进港税可以大幅度增加，每年进出东藩府控制的辽河港、旅顺口、北河港（天津）、登州、胶州、齐州、海州、广州等港口大海船，不下五万艘，光是登州每年进出港的远洋海船就不下万艘，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出港，往东洲贸易的商船也从这里出发。往南洋贸易的商船，北方走胶州，南方走广州，尤其是广州，每年进出的商船数量同样是超过万艘的。
夹在进港税收上，主要是因为这更多能让富人承担税收。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前时代，海洋贸易更多跟奢侈品相关，尤其是宋国这样的生产大国，大多数东西都不缺乏，需要进口的往往是真金白银，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，向海商征税，他们是最肥的的扛得起；除了金银之外，还有香料、武士刀、倭扇、古玩、象牙、玳瑁、猫眼石，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平民百姓准备的，进港商船带来这些物品，那么向进港商船征税，实际上就是在向消费这些物品的富人征税。
每年进港的商船五万艘，多收一千万贯，每艘就要多收两百贯，这可比现在的进港税翻了三倍，从一百贯增加到了三百贯。虽然对于大海船动辄带回数以万贯计算的商品来说，这点税收不算什么。但问题是，宋朝的海岸不都在东藩府手里掌控，东藩的港税高了，会赶走进港商船，海商可以去上海，去明州脱销。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，否则他们就不来了。
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，也就是每艘进港船加三十贯钱，应该不至于让商船离开旧有的商业渠道彻底东藩港口。这样能增收一百多五十万贯，远远解决不了困难。
对这些有选择的商船加税有顾虑，但对没有选择的港口征税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条黄金通道，许多港口是商船无法离开的。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口，吕宋城、湄公城、狮子口、卅女城、永恒城、卡拉奇、霍尔姆斯、巴士拉，这些港口城市，如果绕开的话，宋商损失会十分巨大。
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补给，选择北方的占婆国，也不是不行，但那里是占城人管理的，跟宋人的商业文化差异太大，这种转港，可就不是上海转明州，或者海州转通州那么简单了，需要面对巨大的信息成本，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转换停泊地点。
这些城市里，有许多城市的税收潜力巨大，比如恒河口的永恒港、印度河口的卡拉奇，霍尔木兹岛、巴士拉，为了鼓励商贸，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赋税，如今也该让税率回归应有的水平了。
巴士拉是一座繁华的大食国城市，不但有商业还有手工业，跟巴格达差一些，可也差不了多少，巴格达这种城市，每年能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的贡赋，虽然哈里发有回教世界的支援，但本身收入也在几十万金币以上，巴士拉这样的城市，收个二三十万金币是不成问题的，连花拉子模都能每年额外提供给大石三万金币，这些中西亚的商业城市，是非常富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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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还得靠商税、地税，商税主要指的是盐税、港税这样的收入，地税指的主要是城市地产税收，地税是大头，各大城市、集镇，总计能收到五千万贯收入，地税是极高的，但其他杂税都不会出台，在东藩府经营，该交多少税是明明白白的，不会多也不能少。
由于地税太高，被认为是城市百姓穷困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地税太高，租金就多。哪怕非商业区的地产税是十分低廉的，相差可达上百倍。体现在房租上，就是繁华的地段，一间同样大小的地块，一天租金可能高达一贯钱，同一座城市，后街尾巷的地块，每天可能只需要几文钱。
目的是通过税收，将有价值的地皮，交给最能使用他的人手中。不能利用地皮的人，可以居住在偏僻的地方，甚至可以搬到乡下或其他城市，这是商业原则，以效率为先。
地税已经很高，齐州如今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五十万，每年征收的地税高达五百万贯，是东藩第一纳税城市。而扬州人口增长更快，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万人，地税也不过如此，相差比以前更悬殊。
所以在地税上挖潜力，已经不行了。只能想其他办法，盐税也不能增加，征收的盐税这几年实际上都在下降，已经降到了八百万贯，因为每个吃盐的百姓得分摊盐税，每个人都要吃盐，因此每个人承担的盐税差别不大，税收更多是压在了穷人身上，富人不在乎一贯钱，可穷人却承担不起，增加盐税不合理。
但是港税还有很大潜力可挖，一亿贯税收中，地税占了一半，其次是矿税，燕云、山东都是多矿地带，矿税有两千万贯。还有一千万贯金融收入，通行全国，甚至沿着商道贯通中西、大洋的纸币、汇兑业务，每年能有一千万贯的铸币税。最后一个大项，就是进出港税，只有一千万贯。
如今海贸已经极为红火，出海发财的商人家资巨万，以前为了鼓励出海，税率很低，如今该到了收割的时候。
进出港都要交税，税额是每艘船一百贯，内贸小船是免税的。每年收一千万贯，意味着有五万艘海船出入。这个数量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发达的贸易频率了，李慢侯记得，大航海时代的荷兰被称作海商马车夫，垄断了大多数海外贸易，所拥有的商船数量也不过一万五千艘。宋商如今垄断全世界最大的农耕帝国中国和印度的贸易，比以欧洲为中心的海商马车夫商船数量多几倍很正常，但也意味着此时的海贸水平，很可能已经跟16世纪的荷兰相当。
有一万五千艘海船的荷兰人，在只有两百万人口的基数上，就可以创新出现代金融业，诞生了股票、债券和股份公司，现在有五万艘海船的大宋，以一亿人口基数，同样也诞生出了很大规模的金融产业，其中就包括债券发行和保险业，但股份公司还没出现，宋商出海的风险，更多是实力雄厚的海商分担，不需要像荷兰人那样，集全民之力开设东印度公司才能闯进大海，因为宋商势力更雄厚。
金融水平越高，财政收入理应相应提升才是。英国人在工业革命之初，就拥有年收入三百万英镑的水平，相当于一千多万两银子，一亿贯铜钱。不过由于美洲白银涌入欧洲的关系，一千多万两银子，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亿贯铜钱的购买力，但几千万还是有的。
商业社会的财政能力惊人，从任何一个环节征税理论上都一样，但会有一个传导时间，所以李慢侯希望先让富人分担，等几年后传导到穷人身上的时候，也许发展的经济已经稀释掉了这些增加的税收。
李慢侯不想打击内贸，这是推动国内协作分工的好事，大宋每年制造的海船超过万艘。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内贸海船，宋国本来就是船舶制造大国，靖康之变以前，每年就能生产漕船三千多艘，如今扩大了十倍都不止。这种沿海内贸海船，载重量三千石以下，跑远洋很危险，做内贸很合适。在沿海地区每年活动的内贸海船超过十万，让海运粮食、布匹这样的大宗商品运费压低到了货价的十分之一左右。
这样的低廉物流成本，已经可以引导出很复杂的分工体系了。辽东的黄牛角、苏湖的生丝，海州的鱼鳔，温州的竹子，通过水路运输到扬州、齐州这样的工商业城市，加工成弓箭又出口到辽东、草原，如果不是有低廉的运费，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分工协作，跨州府的物资周转，必须借助行政力量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完全靠着商业渠道，制造出来的弓箭就能比官办作坊还便宜，便宜到草原人自己都不制作弓矢了，造不如买。
海贸成本也在下降，明州一带的佛寺用日本桧木建造庙堂已经十分寻常，这在宋朝以前是无法想象的。
一提到中日古代沟通，普通人往往想到唐朝，想到遣唐使和大化改新。事实上宋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更大，因为宋朝跟日本的沟通，虽然没有那么张扬，很少有官方活动，但是民间却非常活跃，任何交流，一旦进入民间，就意味着规模成几何倍增长。广度和深度，是官方无法匹敌的。
所以李慢侯决定将新增税收加在这些外贸船上，出港税不能增加，但进港税可以大幅度增加，每年进出东藩府控制的辽河港、旅顺口、北河港（天津）、登州、胶州、齐州、海州、广州等港口大海船，不下五万艘，光是登州每年进出港的远洋海船就不下万艘，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出港，往东洲贸易的商船也从这里出发。往南洋贸易的商船，北方走胶州，南方走广州，尤其是广州，每年进出的商船数量同样是超过万艘的。
夹在进港税收上，主要是因为这更多能让富人承担税收。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前时代，海洋贸易更多跟奢侈品相关，尤其是宋国这样的生产大国，大多数东西都不缺乏，需要进口的往往是真金白银，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，向海商征税，他们是最肥的的扛得起；除了金银之外，还有香料、武士刀、倭扇、古玩、象牙、玳瑁、猫眼石，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平民百姓准备的，进港商船带来这些物品，那么向进港商船征税，实际上就是在向消费这些物品的富人征税。
每年进港的商船五万艘，多收一千万贯，每艘就要多收两百贯，这可比现在的进港税翻了三倍，从一百贯增加到了三百贯。虽然对于大海船动辄带回数以万贯计算的商品来说，这点税收不算什么。但问题是，宋朝的海岸不都在东藩府手里掌控，东藩的港税高了，会赶走进港商船，海商可以去上海，去明州脱销。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，否则他们就不来了。
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，也就是每艘进港船加三十贯钱，应该不至于让商船离开旧有的商业渠道彻底东藩港口。这样能增收一百多五十万贯，远远解决不了困难。
对这些有选择的商船加税有顾虑，但对没有选择的港口征税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条黄金通道，许多港口是商船无法离开的。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口，吕宋城、湄公城、狮子口、卅女城、永恒城、卡拉奇、霍尔姆斯、巴士拉，这些港口城市，如果绕开的话，宋商损失会十分巨大。
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补给，选择北方的占婆国，也不是不行，但那里是占城人管理的，跟宋人的商业文化差异太大，这种转港，可就不是上海转明州，或者海州转通州那么简单了，需要面对巨大的信息成本，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转换停泊地点。
这些城市里，有许多城市的税收潜力巨大，比如恒河口的永恒港、印度河口的卡拉奇，霍尔木兹岛、巴士拉，为了鼓励商贸，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赋税，如今也该让税率回归应有的水平了。
巴士拉是一座繁华的大食国城市，不但有商业还有手工业，跟巴格达差一些，可也差不了多少，巴格达这种城市，每年能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的贡赋，虽然哈里发有回教世界的支援，但本身收入也在几十万金币以上，巴士拉这样的城市，收个二三十万金币是不成问题的，连花拉子模都能每年额外提供给大石三万金币，这些中西亚的商业城市，是非常富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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