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国的困境南国同样也有。
宋国的情况更加困难，他们积欠的债务更多，多达二十亿贯。甚至接二连三发生违约，许多金融商人破产。
各项产业同样疲弱，纺织业这些年持续萎缩，根本竞争不过燕国。因为棉花种植需要大量土地，宋国人口稠密，有限的土地有限种植粮食。棉花产区主要在燕国，长江以北的沿江平原，山东地区，两广都是燕国土地。唯有丝绸、瓷器还算优势产业，但也正在被燕国商人冲击。
燕国商人从海外大量进口瓷土，用规模巨大的瓷窑，大批量烧制廉价瓷器。他们用煤炭作为燃料，烧制速度比宋人更快，成本更低。两广地区土地较为便宜，燕国豪族大量种植桑树养蚕，并且用机器生产丝绸，质量不高，但价格更低。
农业经济比例太大，商品化程度低，造成宋国经济如同一架老爷车一样缓慢。
但宋国最大的危机，还是民心士气的衰落。北国南下之前，宋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没有那么颓丧。他们表面上还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广袤平原，虽然产出不多，可是心气上，他们依然控制着中原和北方。燕军南下，撕破了这样的虚伪。
长江以北尽丧，让南宋士大夫的士气彻底崩溃。自古以来都是北平南的先例，让他们很难有希望。绝大多数士大夫都认定，他们最多能维持一个东晋的格局。光复中原无望，空有陆游这样的主战文人嚎哭，可谁都不看好有北定中原的一日。
政治架构更加的碎片化。以前，南宋朝廷就因为三个皇帝并列的局面，虽然赵构是当之无愧的皇帝，可官僚们却跟渊圣集团和建炎集团分化为三排，朝政十分混乱。一场大战，渊圣集团土崩瓦解，建炎集团强势崛起。可中央王朝的集权，却无法改变地方上的分割。
燕军南侵之时，南宋官兵再次表现出望风而逃的行为，重文轻武下的军队风气，根本无法跟北国文武一体的制度相比。同时一大批豪强崛起，豪强自然是忠心的，国破家亡之际，他们毁家纾难，招募乡兵，抵抗外敌，这当然是忠心耿耿的。但政治上，忠心未必有什么好结果，岳飞就是例子。尤其在宋代，朝廷和皇帝未必会给这些家军，曾国藩那样的信任和机会。
这一点上，赵宋皇帝的心胸，还真的比不上慈禧太后这样的女流。至少慈禧还知道，得平了长毛之后，才能裁撤湘军。而赵宋皇帝，但凡刀子不架在头上，就想杀岳飞。
大量曾国藩式的在乡官宦，利用自己的名望、宗族，动员起了大量乡军，野战不行，但坚守的十分顽强，给燕军制造了很大麻烦。战争结束后，许多江北豪强，带着乡军南下，成为大量家军式的团体。
这些家军已经成为比南宋官军更有战斗力的部队，可是南宋朝廷又不信任他们，裁撤也不是，养着也不是。军饷时常克扣，引发了很大混乱。江南地区，又恢复到了赵构南渡初期的局面。所以这几年，燕军不南下，他们也绝不北伐。哪怕大量家军土豪强烈请愿，朝廷就是不准。
最危急的时候，南宋朝廷再次祭出了救急的手段，册封了大量藩镇，沿着长江一线，几乎都成了土豪家军的藩镇。朝廷能控制的纳税区域，更加的局促，连四川都丢失了，财政收入水平下降了一大半，如何能够偿还债务。
绝望治下的士大夫，表现出来的行为让人失望，他们开始堕落。一方面是民生多艰，农民起义不断，穷人被迫移民海外，一方面则是豪强权贵的酒池肉林，兴起了奢侈消费的风气，士大夫开始疯狂的迷恋海外物产，追新、追奇，蒲甘王朝（缅甸）的翡翠，和田的美玉，僧伽罗的蓝宝石，印度的钻石，都不断进入江南，在江南工匠的巧手之下，成为一件件让人迷醉的艺术品。
富人还大规模的蓄养奴婢，新罗婢、波斯女出现在一户户朱门之内，日日歌舞升平。士大夫带动的风气，让民间纷纷效仿，普通老百姓养不起歌舞伎，但是为公共服务的戏台、戏院极为热闹。国家不幸诗家幸，南宋士大夫受到这种大环境刺激，爆发出了小宇宙，诞生了一大批陆游这种诗人。南宋社会的艺术水平急剧提高。
这样的民心士气，靠璀璨的诗词歌赋和艺术文化，如何抵挡下一次裹挟着北国风雪南下的燕军铁骑呢？
长寿的赵构早就不问世事，战争之后，坚决让位给了建炎太子。建炎太子则建都建康，恢复金陵名字，认为这里有王气，濒死挣扎。
这样一种堕落的风气下，自然也有一些人逆行。但是非常少，而且被排挤，陆游代表的民间文人是一种，皇帝代表的统治集团是一种。
他们能做到的努力，无非是大声疾呼或者渴望奇迹，试图取巧。
所以晏湲将家族最有希望的子侄送去了东洲。拉拢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。
但他们自己都感到希望渺茫，晏湲的妙手也无法理顺混乱的财政。南宋的信用已经彻底破产，国家借债的利息高达一分以上，比一些信用良好的大商人借债还贵。别说清偿旧债，新债不增加都只是因为借不到钱。
秋风萧瑟之下，也不是没有生机勃勃的群体，比如一群诞生在混乱秩序中的豪商。官府控制力下降，藩镇林立的局面，对于商人来说，反而是增加了贸易空间，能钻的空子更多，话语权更大。
走私商大发横财，他们游走在藩镇跟朝廷，藩镇跟北国，北国跟朝廷之间，走私为生。做正经生意发家的也有，但他们却开始疏远这个管理混乱的国度。一些有资本的商人，向北国迁移，远的地方去不了，就近的江北，各种政策对商业越来越友好。
更多有能力的商人，则是往中立地带移居。宋燕对峙的大环境下，上海、公主集这样的宋国公主食邑，变成了沟通两国的中心。
以前上海还有扬州这样的竞争对手，现在则独占长江鳌头。金融业异常火热，不但同时为宋国和燕国商业提供融资服务，而且独享了大量航运保险份额。
宋国的情况更加困难，他们积欠的债务更多，多达二十亿贯。甚至接二连三发生违约，许多金融商人破产。
各项产业同样疲弱，纺织业这些年持续萎缩，根本竞争不过燕国。因为棉花种植需要大量土地，宋国人口稠密，有限的土地有限种植粮食。棉花产区主要在燕国，长江以北的沿江平原，山东地区，两广都是燕国土地。唯有丝绸、瓷器还算优势产业，但也正在被燕国商人冲击。
燕国商人从海外大量进口瓷土，用规模巨大的瓷窑，大批量烧制廉价瓷器。他们用煤炭作为燃料，烧制速度比宋人更快，成本更低。两广地区土地较为便宜，燕国豪族大量种植桑树养蚕，并且用机器生产丝绸，质量不高，但价格更低。
农业经济比例太大，商品化程度低，造成宋国经济如同一架老爷车一样缓慢。
但宋国最大的危机，还是民心士气的衰落。北国南下之前，宋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没有那么颓丧。他们表面上还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广袤平原，虽然产出不多，可是心气上，他们依然控制着中原和北方。燕军南下，撕破了这样的虚伪。
长江以北尽丧，让南宋士大夫的士气彻底崩溃。自古以来都是北平南的先例，让他们很难有希望。绝大多数士大夫都认定，他们最多能维持一个东晋的格局。光复中原无望，空有陆游这样的主战文人嚎哭，可谁都不看好有北定中原的一日。
政治架构更加的碎片化。以前，南宋朝廷就因为三个皇帝并列的局面，虽然赵构是当之无愧的皇帝，可官僚们却跟渊圣集团和建炎集团分化为三排，朝政十分混乱。一场大战，渊圣集团土崩瓦解，建炎集团强势崛起。可中央王朝的集权，却无法改变地方上的分割。
燕军南侵之时，南宋官兵再次表现出望风而逃的行为，重文轻武下的军队风气，根本无法跟北国文武一体的制度相比。同时一大批豪强崛起，豪强自然是忠心的，国破家亡之际，他们毁家纾难，招募乡兵，抵抗外敌，这当然是忠心耿耿的。但政治上，忠心未必有什么好结果，岳飞就是例子。尤其在宋代，朝廷和皇帝未必会给这些家军，曾国藩那样的信任和机会。
这一点上，赵宋皇帝的心胸，还真的比不上慈禧太后这样的女流。至少慈禧还知道，得平了长毛之后，才能裁撤湘军。而赵宋皇帝，但凡刀子不架在头上，就想杀岳飞。
大量曾国藩式的在乡官宦，利用自己的名望、宗族，动员起了大量乡军，野战不行，但坚守的十分顽强，给燕军制造了很大麻烦。战争结束后，许多江北豪强，带着乡军南下，成为大量家军式的团体。
这些家军已经成为比南宋官军更有战斗力的部队，可是南宋朝廷又不信任他们，裁撤也不是，养着也不是。军饷时常克扣，引发了很大混乱。江南地区，又恢复到了赵构南渡初期的局面。所以这几年，燕军不南下，他们也绝不北伐。哪怕大量家军土豪强烈请愿，朝廷就是不准。
最危急的时候，南宋朝廷再次祭出了救急的手段，册封了大量藩镇，沿着长江一线，几乎都成了土豪家军的藩镇。朝廷能控制的纳税区域，更加的局促，连四川都丢失了，财政收入水平下降了一大半，如何能够偿还债务。
绝望治下的士大夫，表现出来的行为让人失望，他们开始堕落。一方面是民生多艰，农民起义不断，穷人被迫移民海外，一方面则是豪强权贵的酒池肉林，兴起了奢侈消费的风气，士大夫开始疯狂的迷恋海外物产，追新、追奇，蒲甘王朝（缅甸）的翡翠，和田的美玉，僧伽罗的蓝宝石，印度的钻石，都不断进入江南，在江南工匠的巧手之下，成为一件件让人迷醉的艺术品。
富人还大规模的蓄养奴婢，新罗婢、波斯女出现在一户户朱门之内，日日歌舞升平。士大夫带动的风气，让民间纷纷效仿，普通老百姓养不起歌舞伎，但是为公共服务的戏台、戏院极为热闹。国家不幸诗家幸，南宋士大夫受到这种大环境刺激，爆发出了小宇宙，诞生了一大批陆游这种诗人。南宋社会的艺术水平急剧提高。
这样的民心士气，靠璀璨的诗词歌赋和艺术文化，如何抵挡下一次裹挟着北国风雪南下的燕军铁骑呢？
长寿的赵构早就不问世事，战争之后，坚决让位给了建炎太子。建炎太子则建都建康，恢复金陵名字，认为这里有王气，濒死挣扎。
这样一种堕落的风气下，自然也有一些人逆行。但是非常少，而且被排挤，陆游代表的民间文人是一种，皇帝代表的统治集团是一种。
他们能做到的努力，无非是大声疾呼或者渴望奇迹，试图取巧。
所以晏湲将家族最有希望的子侄送去了东洲。拉拢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。
但他们自己都感到希望渺茫，晏湲的妙手也无法理顺混乱的财政。南宋的信用已经彻底破产，国家借债的利息高达一分以上，比一些信用良好的大商人借债还贵。别说清偿旧债，新债不增加都只是因为借不到钱。
秋风萧瑟之下，也不是没有生机勃勃的群体，比如一群诞生在混乱秩序中的豪商。官府控制力下降，藩镇林立的局面，对于商人来说，反而是增加了贸易空间，能钻的空子更多，话语权更大。
走私商大发横财，他们游走在藩镇跟朝廷，藩镇跟北国，北国跟朝廷之间，走私为生。做正经生意发家的也有，但他们却开始疏远这个管理混乱的国度。一些有资本的商人，向北国迁移，远的地方去不了，就近的江北，各种政策对商业越来越友好。
更多有能力的商人，则是往中立地带移居。宋燕对峙的大环境下，上海、公主集这样的宋国公主食邑，变成了沟通两国的中心。
以前上海还有扬州这样的竞争对手，现在则独占长江鳌头。金融业异常火热，不但同时为宋国和燕国商业提供融资服务，而且独享了大量航运保险份额。